【编者按】

凡迹拾光，微星亦芒——湖北公益人物访谈录开篇絮语

在时代宏大的叙事中，我们一直在寻找自己的位置。这一次，我们决定调转视线，俯身拾起那些散落在荆楚大地上的凡人微光。在“内卷”成为流行语、焦虑化作集体情绪的校园岁月外，有这样一群人，他们或许从未站在聚光灯下，却以最朴素的行动，诠释着另一种可能。

凡迹拾光，是记录，亦是寻找。 作为新闻传播专业的学子，我们将“铁肩担道义，妙手著文章”的风骨，锻入探寻微光的笔锋与镜头。在信息过载的今天，真正的“道义”往往藏匿于喧嚣之外，最动人的“文章”可能就写在家乡的田埂上、社区的角落里。我们将背起采访设备，走入湖北的市井街巷与山水之间，用镜头定格公益人物眼角的笑纹，用文字记录他们话语里的温度。这不仅是专业能力的实践场——学习如何倾听、提问、观察与呈现；更是对我们脚下这片土地的一次深情勘探，找寻潜藏在楚风汉韵中，那份“惟楚有才，于斯为盛”背后，更为深沉内敛的奉献基因与担当精神。

微星亦芒，是看见，亦是照亮。 当“绩点”、“实习”、“竞争”成为大学生活的主题词，压力与迷茫也随之滋长，有时甚至模糊了前路的光亮。我们选择去讲述这些公益故事，尽管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伟业，只有日复一日的坚持；他们面临的，或许也是资源有限、不被理解的困境。然而，正是在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中——或许是守护一条河流的清澈，或许是托起一个乡村孩子的梦想——他们锚定了自己的人生价值，也温暖了一方天地。我们相信，这些真实的生命样本，比任何口号都更有力量。他们让我们看到，人生的意义可以不必捆绑于单一的成功学赛道；一点真诚的善意，一次切实的付出，便能驱散心灵的雾霭，为自己，也为他人点燃一簇希望的星火。

他们是多年从事理论探索的公益理论家，是在大山里为留守儿童点灯的教师，是在武汉街巷献血数百次的中年人……他们是“凡人”，有着寻常的悲喜；他们的足迹，是时代画卷中容易被忽略的笔触。但正是这无数微光般的足迹，汇聚成了湖北大地上温暖而坚韧的脊梁。

从本期开始，让我们一同走近他们。在聆听与书写中，我们不仅是在完成一次专业作业，更是在尝试一种“疗愈”——用他人的光，观照自己的内心；用实践的步履，对抗虚无的焦虑。愿这些故事能如涓涓细流，润泽你我的心田；愿这些微星的光芒，能穿透现实的迷茫，提醒我们：每一份平凡的坚持都值得被铭记，每一个渺小的个体，都蕴藏着照亮一方的能量。让我们牢记：“记录凡人足迹，拾取时代微光；纵是微星一点，亦能照亮四方。”

公益是一个我为另一个我做的事

采访对象：胡海龙

采访时间：2025年12月18日下午5:00

采访地点：武昌南湖

采访人：陈俊峰、魏家和、朱芃熹、刘峥岩

整理人：魏家和、刘峥岩

发篇词：魏家和、陈俊峰

   胡海龙，慈善及文保志愿者，湖北省公益创新研究会副会长，南开大学穆旦书院校外导师。自2006年起，他积极参与组建汉江流域志愿者网络，该网络涵盖陕西、河南、湖北等地的慈善和文保类组织，致力于跨地域合作，在乡村振兴、关爱抗战老兵、口述历史等领域开展工作。 ‌

  他整理完成个人口述史《沧浪风微——汉江流域公益发展口述史（2006-2024）》，系统记录公益组织发展历程，并提出湖北三个“公益元年”概念（2006年“湖北公益元年”、2012年“义工转型元年”、2020年“知行合一元年”），强调公益本质在于人的提升与蜕变。 ‌同时，作为南开校史研究者，他采访了众多90岁以上的老校友，从事公益思想研究，探讨公益慈善与传统文化的结合，出版了《口述津沽：南开学子语境下的公能精神》。

胡：公益慈善跟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。

北大哲学系楼宇烈老师讲的话特别好。他的意思是，为什么现在人有那么多心理问题、抑郁症之类的，就是因为人和外部世界对立起来了。实际上，人和外部世界是一个整体，我们和其他人群、和天地自然都是一个整体，这之间应该是一个沟通的状态。道医里边讲“通则不痛，痛则不通”，我们要和其他阶层的人，和不同文化背景、宗教信仰的人沟通。在这样的过程中重新发现自己，和天地自然互动起来。

现在这几十年的教育，差不多都是应试教育，如果从小到大都待在学校，一辈子局限在不大的圈子里，不了解社会，和社会隔绝。这样可能既不容易从社会获取能量，也会因为对其他社会人群的不了解而对社会产生很多偏见。公益慈善实际上是和不同人群、和天地自然去接触的最好的途径，应该没有更好的途径。在这个圈子里面，三教九流你都可以很自然地接触，大家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就是“志愿者”，在这里面人人平等。所以一般来说，做志愿者的人心态会比较健康一些。

魏：老师您是做理论研究的，刚才听到您说把公益作为人和自然交流的途径，我想到了《黄帝内经》上面提到的四气调神，是不是说我们通过公益这种方式，也是在追溯自我？

胡：绝对是这样的。一般人可能觉得公益就是做慈善、去践行善。帮助别人、服务社会，不能说这个说法错，但实际上忽视了对自己的意义——重新发现自我。

刘：就是在帮助别人的过程中，能从别人身上看到自己可能缺失的东西？

胡：不光是这样，你还可以从社会的、历史的角度，理解其他社群和你的关系，理解你和国家命运的关系，理解天地自然和你的关系。

魏：大概就是《素问》篇中提到的那种感觉。

胡：嗯，借用“小我”“大我”的说法，我们往往以为只有小我才是“我”，但实际上我们有很多“我”：我们是华师人，也是湖北人、河南人、亚洲人、地球人，甚至天地自然万物都是“我”。这个过程是很自然的，不是去牺牲、奉献、献爱心，其实就是关心我们自己而已。所以我有个说法叫“公益是一个我为另一个我做的事”。

刘：对，它并不只是一种牺牲和奉献，因为本来大家都是“我”，没有那么明确的边界。

胡：对的。这就是一种大我内部的一种自然的调适。老子说“损有余而补不足”，因为我们都在“大我”之中，所以我们应该试着分出我们所多的，去补其他人的“不足”。

魏：人之道，损不足以奉有余。其实是一种小我的观念。那其实这样的“损不足以奉有余”的过程，对于天道而言是一种损失。胡老师您是说，这是一种需要遵守的自然规律，这样才能利人利己是吗？

胡：对，人之道相对天道就是反其道而行之，把别人的东西抢过来，损人利己，这是违背天道的。而违背天道的最终结果，从历史上看，违背天道就可能会被反噬，就会爆发农民起义之类的事件，比如吃大户，世家大族被绞杀了。朱元璋的后代，在明朝覆灭前后，农民军对他们特别痛恨，很多人都被杀掉了。武昌的末代楚王朱华奎在张献忠的部队打过来的时候，有人建议他，你把家里的钱分了，招募市民大家一起组织起来去抵抗，但是他舍不得钱，结果最后呢，他被沉到长江里去了。所以“人之道”常常是违背“天道”的。老子说，“水善利万物而不争”，这才是一种应该有的状态。

尤其我们现在生活的时空范围实际上很小，在高校的人往往和社会脱节，甚至认为有联系反而是问题，这样的环境就像象牙塔一样，造成了高校和外部世界的隔绝与对立。实际上，我们和外部世界的联系是客观存在的，只是自己不仅没有意识到，而且在这之间画了一条线，把两边隔绝开了——我们是我们，你们是你们——就有一种对立的感觉。从修行的角度看，如果认知程度比较低，都以自我为中心去看问题，很多联系就看不到。其实我们应该跳出来，从天空、从社会历史乃至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看问题，就会发现所有人的生命都是连在一起的。

分子人类学也证实了，全世界的人有着同样的祖先，他们几万年前从非洲移民到欧亚大陆的各地，就像后来的印第安人也是从亚洲过去的。分子人类学中也有一些有意思的结论，像勾践、刘邦的后代人数都非常多，多到勾践的后代可能有2000万，刘邦的后代有1000多万，就相当于你们新闻传播学院的同学都可能有几个是刘邦的后代。所以关心身边的人、远方的人，本质上都是在关心自己。

陈：你原来跟我说过“远方的世界，都与我有关”。这句话太有道理了。

胡：对，这是鲁迅的理念——“无穷的远方，无数的人们，都和我有关。”他说“有关”，那就可以深切地去研究，到底有什么关系？这实际上是一个学理问题，大家可以多去找找这方面的联系。

我关注最多的就是南水北调的移民问题，大家看这个地图——比如丹江口库区和北京、天津有什么联系？我大概十年前在北京、天津问过一些朋友：你们知不知道这里的水从哪里来？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知道。甚至官方媒体都有说是调的是长江水，而实际上应该是汉江水嘛。他们更没想过，自己每天喝的水，背后是几十万移民的搬迁牺牲，实际上这给当地的老百姓带来了相当大的麻烦。

我印象很深的是三年前在天津水上公园，跟一位搞书法的老师一起喝茶，他说这几年水明显好喝了，烧水壶没水垢了，但他也说从来没想过要追溯水源地，去看看丹江口库区、秦岭大巴山水源地的人们为此付出了什么——绝大多数人都没有想过。72万移民涉及的家庭可能有几百万人，他们付出了巨大牺牲，（之前）却很少有人关心。

社会上这些观念其实是挺让人遗憾的，不知道自己的生命和对方是相关的。进一步说的话，汉江水源地其实是什么？就是秦巴山区，秦岭大巴山。汉江和嘉陵江水系上游构成了秦岭大巴山大部分。而秦岭大巴山它正处在我国四大文明核心区（关中地区、宛洛地区、四川盆地、两湖地区）的中心过渡地带，这里的稳定发展对国家长治久安意义重大。唐朝时唐玄宗、唐僖宗至蜀地躲避战乱，实际上就是秦岭大巴山保护了这个王朝，使其国运得以持续。抗战时由于有这里的遮挡，日本人进不来，而且在这一时期山区的人们为抗战做了很大的贡献。这是好的方面。此外不好的方面就是，这里以前搞不好的时候出现过动荡，农民起义的时候整个国家都有可能天崩地裂。李自成当时就是在这里出发推翻了明政府。

这几年比较强调生态环境保护，实行严格的生态政策，这个当然是应有之义，但我们不能只单向强调水源地人们的保护责任。这样只让受水地的人有水可喝，却不考虑（水源地）他们的民生和产业发展，那问题是很大的。这不是他们的义务，而是他们作出的牺牲。

再说山区移民“都和我有关”。这些山里的人大多是以前从平原丘陵地区迁过去的，比如鄂西北那一部分很多都是从荆州、黄冈、武汉、大冶等地，大致在清朝中期乾隆年间迁移而来的，往前推十代八代，可能都是我们的族人。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给他们贴“穷山恶水出刁民”这样的标签，他们实际上是我们的亲人。在面对这样的情境做公益时，我们接触的方方面面都有助于我们理解个人、社群和社会，甚至于和天地自然的关系。

再比如江汉平原和汉江上游的关系，明朝以前江汉平原水灾不多，到清朝中期以后可能三年一次水灾，就是因为上游移民过多、开发过度，树木被砍伐，导致下游灾难频发。我印象深刻的是1983年的大水，那年发大水的时候我老家黄陂河水决堤，水稻都泡烂了。到2008年，我看了一本书叫《大江北去》，作者是老作家梅洁，我才知道，83年水灾的时候，为了保护下游的武汉，丹江口水库水整整向西倒灌了几百里，一直到了陕西的安康，很多人遇难。后来2016年我在安康旬阳县一个叫蜀河的古镇看到的石刻，有三行，记录了明朝两次洪水和1983年的洪水，当时我们就发现1983年刻录的水位比我们去的时候的江面高十几米，也就是说那一年的洪水已经把这个镇上绝大多数的房子都淹没了。看到这些，我当时非常震惊，我本来认为我们老家的水灾算比较严重了，但在这次灾难中，陕西安康其实是为了保护下游的我们付出了更大牺牲，而这种牺牲很多人并不知道。所以我那时候就想，我作为一个湖北人，我去关心安康的人，这就是应该的事情。

魏：公益是不是就是主动建构一条路，把自己与他人之间的联系现实化，把不同的人、不同的地方串起来一样？

胡：可以这样理解，这个例子就非常多了。比如全国一个最有名的助学会叫格桑花西部助学协会，2004年这个组织的创始人在甘南藏族自治州遇到了贫困的同学，因为这样一个契机，她就决定要这一辈子去资助100个学生，后来主要资助青藏高原的学生——尤其是青海，十几年后就已经结对资助了超过20万人，包括其余各种公益项目已经覆盖青海50多万人，几乎相当于青海这个总人口不到600万人的省份人口的1/10。到现在这个数量肯定还在不断扩充。他们的公益项目希望在帮助学生上学之余，减轻当地老百姓的经济生活压力，从而保护三江源的生态——老百姓有了经济来源，就不会过度放牧、挖虫草，减少了对脆弱生态的破坏。

我们其实主要在汉江流域做工作。我们做的这些事情就是把那些原来人不知道的事情给讲述出来，把这个地方叙事给建构起来，也就是我们要有一套话语。这个就和你们传播学很有关系的。比如说在十堰地区，大家原来对于丹江口库区的水源地这个概念，都漠不关心。

魏：这算不算是重构地方的一种年谱叙事？

胡：嗯，重构地方的一个叙事话语。以前十堰市区的人不太有水源地意识，认为这和他们没有关系。但现在就有了这样一个水源地的意识，甚至在追问到底谁是水源地——陕西、河南、湖北还为“谁是主要水源地”有过争议，都在争水源地的归属权，但是其实这样会三败俱伤。在2007年我们比较早提出三省联合争取调水补偿，那时候组织了一个活动叫“三千里汉江行”，同时很多有识之士都在提这个问题。到了 2015 年以后，三个省都达成一点共识：我们都是水源地，我们一起来争取京津冀这些受水地区的帮扶。类似的进展就像北京有人给安康建博物馆捐款这样。

所以，其实公益要做的其实就是思想启蒙和观念普及，让大家认识到这种关联。我总结，现在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昭示着一场宏大的社会哲学实验，告诉受水地区的人们：水源地搞不好，你们也会受影响。

二、公益实践缘起与经历

陈：那你们针对丹江口水库移民具体做了哪些工作？

胡：好，那我先说一说我为什么开始关注这个。2006年1月份，我到武当山和丹江口的农村、城区去了一趟，在那里发生了三件小事，这三件小事对我影响很大。

第一件事，我在武当山有个师父祝华英道长，他是道医，一辈子给几万人免费看病，和山民关系很好。以前我去武当山等旅游景点，觉得卖东西的人跟我讨价还价、价格贵，我认为他们是无商不奸，对他们印象不好。当天晚上祝华英道长带我去见他的山民朋友，白天他们在紫霄宫道教协会门外卖东西，他们的生活条件很差，大冬天的，下着雪，他们就搭着一个塑料棚住。我和他们聊孙子上学、看病、养老的事，他们跟我很聊得来，我们就成为朋友，后来几次我去武当山还经常找他们聊天。

我以前在武汉的时候，很想帮助一些山里的贫困学生，但在那一天我突然意识到，贫困学生的家长不就在我的眼前吗？怎么以前我就觉得他们“无商不奸”，而现在我感觉我们彼此之前很亲近呢？这种差异实际上是因为我的心态不同：以前我是抱着游客心态，觉得买了门票就该享受好服务，觉得他们不应该讨价还价；而这一次我怀着的是一种平等的心态，我们都跟道长的关系很好，我们彼此之间是一种熟人的关系，是一种朋友的关系。

实际上，在这种关系下我才能真正地进入他们的生活。以前我们抱着游客的心态和知识分子的心态去旅游，我们对当地人的生活是不了解的，对社会上的一些因素也没有考虑到。就像武当山这个例子：他们其实并不只是商贩，他们还是贫困生的家长，同时也是我和祝道长的朋友。

这也可以用佛家的一个哲学概念来理解，叫作“人相我相”。我认为他们就是“他们”，他们无奸不商，而“我们”则认为自己是老师，是“人类灵魂的工程师”，这实际上是一种歧视的心理，这样想就是完全把自己和他们对立起来了——这是不对的，因为“他们”也可能是“我们”的一部分，这件事在这哲学上对我的启发特别大。

刘：回到老师您之前谈到的南水北调，受水地的人们认为供水理所当然是不是也是这种心态？

魏：他们会认为“你是来服务我的”。

胡：对，他们觉得水源地的人和自己没关系，漠不关心。觉得自己是受服务者，这是相同的心态。

接着说第二件事，我27号下山后在土台乡见到王朝印老人（土台乡2012年改名龙山镇）。去了王老家后我很惊讶——完全没想到一个家徒四壁、住在摇摇欲坠的房子里的人，还是一个文化人。他写了很多小说、剧本（用手比画半米多高度），那时候是手抄本，他写了那么厚，没什么人看，但他就是想写。他家里面那么穷，但我都没有想到穷的事儿，我就感觉他的精神世界很大，他关心全国大事和地方发展。

像王朝印先生这种了不起的人，以前的社会其实是很多的，就像以前的乡绅，他可能比较贫穷，但留在乡村带头做公益慈善，主持文化、教育事业，甚至训练武装来保卫家乡，这是我们国家深厚的乡土文化传统。拜访王朝印是我第一次走到别人的家乡去，在这段经历中，我发现了农村其实也有非常多了不起的人，就像晏阳初先生说的，这代表着“农民的潜伏力”。

第三件事，我跟着华师日语系一个丹江口的学生走亲戚，她的表弟告诉我，沿着一条小溪往里边走走，那里边住着人。我当时非常惊讶，跟着他们走了几公里才找到一对住在里面的老夫妇。他们是丹江口移民，60年代被迫搬到仙桃，在仙桃买了个土房子，被烧了，想回到老家但老家早就被淹了，在别的村子买了土房子又被排挤，只能住在山里，我听了他们的经历之后很受触动，也特别难过。

我其实1994年就去过丹江口大坝，但我当时根本就不了解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修这个水库不是为了发电，主要是为了后来的南水北调，而南水北调从1958年开工，到2014年才通水，调水施工推迟了几十年。这几十年里库区不能搞建设，又因为修水库，原先的道路系统也被破坏掉了，在这种环境下移民、居民生活非常艰难，但没人为他们代言，网上相关信息也极少。基层的移民究竟过的是怎么样的生活？他们对国家的贡献有多大？都不知道。在那一次以后我就下定决心，要关心这个地方的发展，要为移民做点什么。

在2007年，我就想策划骑行汉江的活动，也关注到了钟祥大柴湖。大柴湖是全国最大的水利移民安置区，移民们从河南老家过来搬到湖北的安置区。他们河南的老家条件还不错，但搬到这里来没有好的地方给他们，只有将他们安置到洪水冲出来的烂泥滩。这里以前有血吸虫病，地下水含有钙镁离子等一些物质，对人体的健康非常不好，而且他们和当地人的方言、习俗不同，对立非常严重。一方面他们和当地人之间关系非常糟糕，从网上就能看出来，很多当地人都在骂河南移民。另一方面是移民的精神面貌比较差，他们从条件比较好的河南到这里来，有较大的心理落差，移民有的自暴自弃，破罐子破摔，有的甚至在省道上偷车上的粮食、敲诈过往车辆，把大柴湖的名声搞差了。当时义工们就感觉，大柴湖要搞好，移民的精神面貌就需要改变，要有独立自强的精神。

具体来讲的话，我们做的公益主要有几方面：一是我们在做助学、救灾等慈善活动，我们还办了一家农家书屋——这是当年丹江口的王朝印提出来的。这些活动我们让原住民义工和移民义工一起参与，这也是为了人与人的连接和沟通，建立人与人之间的相互认同，促进他们彼此融合。这跟前面咱们提到的一样，我也希望大家建立起一种“我们”的关系。这方面应该是做得比较成功，现在冲突已经非常少了，这是在 20 年左右的时间里各方共同努力的结果。

二是记录移民史、提炼移民精神。弘扬移民精神是当地的一位乡土作家2011年提出来的，在此之前他系统记录了移民史。通过这个移民史和移民精神（的记录与传播）让当地人知道移民是国家功臣，对他们尊重起来。移民后代也了解到自己的父辈祖辈在这一片荒滩上重建家园的历史，他们的奉献与牺牲，这样知道自己是光荣的，对于年轻人能够激发他们自主自强的奋斗精神。

三是发展当地义工团队。大柴湖义工是当地的一位村医王鸿举发起的团队，是湖北第一家乡镇义工组织。王鸿举1986年生，当时只有21岁，他们通过自己的奋斗去争取社会的各种支持。然后他们也比较善于团结合作，注重团队建设，在公益发展方面还有一些创新，这些行动都树立了大柴湖年轻一代移民的良好形象，而且义工的精神和作风也会向社会扩散。

经过20年左右各方的努力，大柴湖的矛盾缓解了。2013年建立了省级开发区。通了两条高速公路，现在还建了高铁。最重要的是，大柴湖居民的精神面貌也变好了，以前是苦瓜脸，现在有了发自内心的笑容。

三、丹江口与十堰地区的公益实践

陈：胡老师的照片挂在那个大柴湖移民纪念馆里面。

胡：在丹江口和十堰的公益实践的格局应该说更大一些，这牵扯到整个十堰地区的发展，以及和河南各区域的交流合作，甚至是和京津冀地区的联系。

十堰地区有个特殊的问题，涉及社群对立。十堰到1969年才建市——其中市民大多是从东北、上海等地来的，他们说普通话。而且十堰地区和周边县域发展水平差距大，一个是工业社会，一个是农业社会，彼此缺乏了解，发展水平差距也极大。而且从历史层面来说，丹江口长期属于襄阳管辖，对十堰这个“新城市”没有认同。

再有一个问题就是，由于2003年武当山遇真宫被烧毁——出租出去结果电线失火了，这个事影响非常大，因为武当山是世界文化遗产，问题直接上升到了联合国层面。所以在省政府开会以后，就把当时的武当山所在的这个镇交给十堰来管理了。但是这样一来，丹江口人觉得十堰抢了他们的武当山，按当地人的话说“我们丹江口人因为南水北调，对国家已经有很大的牺牲奉献，现在你把我的主要税收来源抢走了”，他们就非常不高兴。2004年为此还发生了10万人签名事件。

在这样的环境下，就我们志愿者来说，如果想要争取南水北调发展机遇，找受水地区要支持，推动利好政策的落地，形成和谐共建的关系，就需要把大家团结起来。但直接劝当地人“你们应该团结”没用，老子说“和大怨必有余怨”。所以我们就侧面通过公益的方式来拉近人的认同。通过这样的方式先完成志愿者的认同，网民的认同，然后再扩散到各方面的认同，包括普通市民，包括地方官员的认同。

十堰志愿者在丹江口库区搞的资助贫困生、关注服刑人员子女、关注小移民等活动，感动了丹江口的网友。应该说丹江口第一家公益组织“中国水都爱心团”，最早的活动就是受十堰志愿者的启发而展开的——十堰的志愿者去了库区以后，有写手走访发的帖子，给了他们灵感。通过这样，在志愿者层面，大家相互影响，逐渐建立了认同。

2008年秋有一次义卖活动影响特别大。当时四川广元发生了蛆橘事件，橘子里面长蛆，搞得全国的橘子都卖不动，而柑橘是丹江口当地农村的第一大产业。于是我们就一起商量帮着搞义卖。志愿者义卖体量不大，就5万斤左右，虽然有点“作秀”的意思，但效果很好。后来十堰的公务员、事业单位包括东风公司都很关注，形成了义购柑橘的热潮。北京电视台和中央电视台也义务给他们打广告，然后，北京有个女老板到土台乡，以一己之力为全乡卖了500万斤，地方政府也通过各种渠道积极想办法。经过这一段时间的努力，到（2009年）1月份，库区3亿公斤柑橘全部卖光。第二年（2009年）北京最大的农产品批发市场——新发地的老板，还邀请丹江口土台乡的柑橘商户去他那里，不收他们摊位费。这其实就是为了鼓励他们闯市场。大家都非常感动，包括政府官员，“十堰人这么关心我们的民生，帮我们这么大的忙”。这样以后双方的关系就越来越好了。这个事我一直觉得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。

再后来还有2011年出现了救助丹江口的一个女孩关玉珍的事，十堰那边从民间到官方都非常关注，十堰的医院院长去给她义诊，志愿者陪同，丹江口市委书记还过来送钱。这次救助病人就让双方的情感大大拉近，双方也能联动起来。这个事我没有参与，它确实推动了十堰和丹江口的关系缓和，从那以后，公益事业的发展就越来越顺了。

总的来说，这些公益活动其实就是把“你们”变成“我们”，拉近人民心与心的距离，建立互信。

现在十堰和丹江口，包括郧县（现在已经划入郧阳区，成了十堰的一部分）都建立了共识，就是一起争取发展机遇、国家政策优惠以及受水地区的对口帮扶，这主要指的就是北京市。北京市和十堰的所有区县都建立了帮扶关系，北京有水灾的时候，十堰这边的县会用卡车送水等物资过去帮助北京；北京也帮助十堰搞农业技术培训、建产业园，帮助提升中等教育水平，2014年通水以后到现在，北京给十堰地区的资金支持有20多亿元。

公益活动的意义是很多方面的，这就不仅仅是让一部分人成为志愿者了。2006年十堰还成立了第一家志愿者协会“东风红领巾志愿者协会”，虽然后来沉寂了，但也有很多人加入了别的团队，还有人建立了新的团队。通过这样的交流，还把一些先进文化带到了库区，比如讲卫生——以前农村的厕所比较脏，一些女性朋友去的时候我都觉得很尴尬。到2020年，原土台乡成了国家卫生乡镇。还有2007年搞的“关爱服刑人员子女”的活动——这些儿童当时被叫作“法律孤儿”——就是让大家不要歧视父亲在坐牢的孩子。这些观念也都传出去了。

对外来说，就是关注移民。我们也做了很多努力，让京津冀豫地区的人来帮助库区的孩子。对我们来说，其实他们捐多少钱是次要的，关键是把“远方的人跟你相关”的理念传出去。今年5月份我去了一趟土台乡的一个村小学，那个小学就7个老师，但是出过两个马云“乡村教师奖”得主。

这所学校的孩子和老师，跟北京那边的接触机会比一般农村学校多太多了。比如老师会把学生的艺术作品送给教育部的副部长，他们还接触过政协副主席朱永新等领导，能到北京去参加各种交流活动，比如央视的鞠萍老师指导同学们诗歌朗诵，一般的农村哪有这种机会？这都是南水北调带来的。但这是前期志愿者在这方面奠定了基础。

这样以后很多人成为志愿者，十堰和丹江口的关系大大改善，凝聚了发展共识。这样一来，之前提到的武当山问题就不那么重要了。在此基础上，我从2008年到2014年写了20多篇谈十堰和丹江口发展问题的文章，主题一个是关于南水北调，不要再纠结武当山的事；另一个是对十堰将来的城市发展方向提出建议，主题核心就是“融合”。比如建议挖掘县域文化遗产，重视房县的流放文化和《诗经》文化等，十堰挺重视这些，这是很多人努力的结果。再一个，还提出城区命名道路、学校、公司，可以多用汉江相关的地名以及县里的地名或者文化符号。现在十堰这方面都有立法，也都是这么做的。

说到汉江，以前十堰人不太提汉江，一说到十堰的母亲河，有人说是堵河，但堵河只是汉江的一条支流，在十堰郊外，还比较远；还有人说是百二河，这其实是十堰城区十几米宽的一个水沟，有时候还没水，没什么文化内涵。所以我提出十堰的母亲河其实是汉江，有一些学者也挺认可这个观点。后来观念就有变化，现在十堰的媒体都公开说“汉江是十堰人的母亲河”。郧阳师范专科学校改名叫汉江师范学院，后来还成立了汉江技师学院，都说明汉江意识深入人心。

还有武当山和丹江口水库旅游的关系。这个工作其实是在2008年以后。因为过去南水北调的关注度在十堰普遍不高，大家都不太认为这跟自己有关。到东风公司总部2003年迁到武汉以后，企业发展陷入困境，光靠武当山旅游也不行，他们就想搞丹江口水库旅游，想模仿千岛湖、广东万绿湖——主要是千岛湖，甚至想把丹江口水库改名叫“太极湖”之类。2008年7月份，《十堰晚报》登了消息，征集市民意见，我估计他们是偏向于“太极湖”这个名字，但我觉得不可行。

因为丹江口水库的社会角色和千岛湖非常不一样，它是国家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地，这是最大的课题，而且南水北调的补偿、对口帮扶等，这些将来应该会是能给十堰带来最大的经济社会效益的。你把名字一改，“水库”的属性没了，人们就不会想到它和调水的关系，这样移民的牺牲奉献、建设者的付出，不就都被淡化了吗？你看黄陂的木兰湖，本来是夏家寺水库，现在有导游编故事，说是湖水是观音菩萨的玉净瓶掉下来形成的，但事实上这水库原来是很多人修的，我母亲也参与过修建，改名后这些历史就没人提了。

十堰政府当时应该是在困中求变，想在发展思路上突破，但没有充分认识到南水北调能给他们带来的最大效益。所以在这方面我们民间很多志愿者一直在传播移民的奉献，传播南水北调意识和汉江意识，这对十堰的发展是有意义的。后来十堰把郧县合并之后，还提出了“拥江发展”战略，就是说沿着汉江发展，因为大城市一般都在河边，这方面还是有一些进展的。

志愿者从民间的角度，也给当地提了一些发展建议，比如我的朋友陈华平，他是丹江口的记者。还有农民学者王朝印，他对土台乡的发展提的建议就很有原创性和前瞻性，比如2007年他就提出要发展观光农业——现在已经成为事实了。虽然不必过分夸大民间志愿者的作用，但是民间志愿者的这些建议提得比较早，再加上其他有识之士、学者的建议，形成了合力，官员当中也有有远见的人，所以这样以后十堰这些年和丹江口的关系好了，发展方向明确了，文化融合也有很多进展。发展思路清晰了，很多方面都理顺了。

刚才说的丹江口水库改名的事，后来在民间的反对下就黄了。过了几年，我在东湖社区发帖，举了长阳清江画廊的例子，说发展旅游不一定要有个“湖”吧，“清江画廊也没叫什么湖啊”，当时十堰有人在网上骂我，说水库改名被我搅黄了，我才知道背后的事。

然后针对武当山和丹江口水库的旅游发展，我在2010年提出了“问道武当山，寻源丹江口”的口号。2008年左右，十堰在中央电视台打武当山的广告，叫“问道武当山，养生太极湖”。这个口号的问题在于，太极湖只是武当山下面的一个小湖汊子，丹江口水库的一个角落，而且这只是为了配合当地太极湖集团的房产项目，还打着道家养生的招牌，把丹江口水库当成了武当山的附庸，格局小了。我原创的“问道武当山，寻源丹江口”，后来被丹江口市政府采纳，2019年《中国国家地理》杂志说过，这个话是丹江口市的旅游口号。丹江口市政府还把“寻源丹江口”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。现在丹江口市区有的大卡车上，拉的标语就是“南水润北方，寻源丹江口”。

这个口号的意思是，武当山和丹江口水库整合起来是一个整体，它们都是本地的世界级品牌，南水北调是世界上最大的水利工程（中线、东线、西线合计），武当山是世界文化遗产，所以要把丹江口水库和武当山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，它们应该是相互配合的关系。这里的旅游发展方向就不应该只是让游客看风景、养生，而是为了“寻源”。这一寻源应当是对北方上亿人来说，是饮水思源、感恩的“源”；更深入地来说，这有一个文化寻源的含义，人们可以到这里寻找汉文化的源头；再者，武当山是天下第一仙山，明朝以后道教在全国的地位崇高，来这里也是寻找“道之源”，所以这个“寻源”还和道家文化有关系。再扩大一点，还有其他分析角度，其实是提升了旅游的品位。

我们看地图，汉江上游这一块区域是四大文明核心区的过渡地带，刘邦原来被封在这一带，我们统一多民族国家也是在汉朝形成的，汉族、汉字、汉学得名也都源于汉江，因此这一块在整个文化史上就有很高的地位，和千岛湖那种单纯看自然风光的旅游不一样。到这里来，不仅仅是感恩、饮水思源，也是作为中华儿女，寻找祖先更深层次的文化根源、寻找道文化的源头。

这个口号的影响力应该是比较大的，湖北日报社荆楚网搞活动都用过，其次十堰中考的考题也都涉及。也就是说十堰政府、丹江口市政府都认可。从这方面说，丹江口水库的旅游业走出了不同于千岛湖的风光游的路——感恩寻源的路。

魏：也就是说，这里的旅游业和传统的为了纯粹观赏风景的风光游不同，其实是在进行文化溯源，寻找自己的文化认同感。

胡：对。包括像受水地区，实际上就是来感恩的，这有一种道德的含义在里面。他们一方面是来感恩，另一方面是作为一个炎黄子孙，来进行对祖辈的一个更深层次的溯源。在这一方面其实是有教育意义的。今年五一的时候，我到丹江口库区的习家店镇（江北的一个大镇，有上万人）的时候，几乎所有的宾馆都住满了。当时一个西安来的老兄说：我开着车，我在丹江口市区找不到住的地方，一路开车开几十公里，开到习家店，还是没有房间。这证明了这里走旅游这条路是完全可行的，并且完全能热起来。这个可以称为“山水一体化”旅游。这一情况的发生其实就是受到了民间公益实践和理念的影响，影响了地方发展的方向和策略。

朱：这个让我想起了我们成都的“拜水都江堰，问道青城山”。但我觉得您这个口号比那个更深刻，有感恩的成分在里面。

胡：丹江口水库、南水北调这个事不一样，它涉及全国超过1/10的人口，加上水源地的人口，涉及6个省市，甚至9个省市（因为重庆、甘肃、四川也有一点点地区涉及汉江区域），它所昭示的社会心理的意义，哲学上、历史上、社会上的意义，是全国级甚至世界级的。很多问题都和我们民间公益的发展联系在一起。

陈：你现在做的事情，有点像晏阳初先生当年做的，只不过规模小一点。就是说你的公益其实是先从改变当地人的观念入手的，而不是单纯地捐款捐物。

胡：对，单纯捐款捐物不够，得先建立互信和交流的基础，改变当地人的观念其实更重要。当然我们当时做这些助学之类的具体的事都是很诚心的，其实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。可后来跳出来看，事后总结发现它的意义远远超过了我们所做的事情本身。

魏：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说，和最开始您提到的“小我再到大我”的过程是相关的。最开始助学是点对点的帮扶，到后来重新构建社会共识、文化共识的层面，公益更像是一种和平的手段、一种粘合剂。因为像从河南迁居到荆门地区的移民，他们和本地人因为文化差异，会有摩擦、对立冲突，在这里公益就在中间起到粘合作用，把他们关注冲突的目光转移到更多的认同的构建之上。

胡：没错没错，再大一点来说，这个认同可以延伸到整个国家的层面，甚至于世界的层面。实际上当地也有人在这方面努力，本地人、外地人一起努力。其实这些都是大家做了之后才知道的，一开始也没想那么多。不是抱着“我要去帮助他们、改变他们的观点”的目的，就是做一些具体的事，比如资助学生、建农家书屋，没想那么复杂。就是后来做着做着发现这些事有其他的延伸效益，同时我们考虑问题的范围越来越大，从整个十堰地区，到整个汉江流域，再观照到小半个中国的事，站的高度不一样了，思考问题的维度也不一样了。

我们也发现，解决一个问题不能孤立地去解决，要考虑方方面面。就以慈善捐赠为例，2006年的时候，十堰教育局的朋友告诉我，十堰地区有25万贫困生，如果仅仅通过慈善捐赠，能帮到的人有限，治标不治本。但你说助学有意义吗？有，起码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。后来官方越来越重视，国家实力也在提升，情况就越来越好。荆门的朋友前不久跟我说，接近20年前，到一个村找贫困生，到处都是，现在一个村只能找出个把，这是很大的进步。说一千道一万，把这个地方发展起来了，就不需要助学了，从源头上解决问题，这就需要搞产业，比如旅游、柑橘产业，还要让农民去学销售，转变商业观念，“要想富先修路”，各方面都是一个整体。

说到另一个相关的话题。在这些基础上，我们慢慢理解到，在公益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是一个整体。不能说我只关心资助的学生，不管其他，这是治标不治本的，那样可能会造成新的问题。比如以前助学，经常形容当地的贫困落后，好像这样有利于筹款，但这事实上打击了当地人的发展自信。学生都考到大学去了，家里的钱都用来供他上学，在城里买房付首付去了，家里的经济资源被汲取走了，没有人愿意回来，这也造成了新的问题。

我们虽然也搞助学，但“醉翁之意不在酒”，我们会分析贫困背后的原因，想解决方案，尝试从产业、国家政策、对口帮扶等各方面考虑，怎么让这个地方发展起来。我们还要宣传、挖掘当地的旅游资源、文化资源，比如古迹、古村落，以前这些都不当旅游点，现在把包括这些，以及一些自然风光都发掘出来。

就是说我们一方面解决具体的贫困问题，又思考贫困是怎么造成的，希望各方一起把这个地方发展起来——包括产业的发展。这些不是就事论事的，所有的问题它都是串在一起的，在解决一个问题的时候，必须先解决其他的问题，否则的话就是顾头不顾尾。  

四、公益的本质与深层思考

魏：从整个听下来的感觉，您做的这些东西，从最开始的一件具体的事情到现在，这其实是一个不断建构、不断深化的过程，其实应该已经形成了一个核心点，我觉得这个点已经建构在哲学层面上了，核心就是您认为的“公益”是什么？您能阐述一下吗？

胡：关于公益，我曾经有三次从不同角度作出了一些定义。

第一次是2008年2月2日，当时写了一篇文章发在新浪博客，核心表述三句话：“公益的核心在改变人。改变人从改变自己开始。改变的人多了，就是在改变社会。”因为“我”改变了，就是1/14亿的中国人改变了；我们这个小圈子、这个班级改变了，就是全国几千万分之一的改变。

后来在2013年左右，我又有一个总结，但其实我觉得不太重要，核心是“公益是社会教育、社会建设”，这涉及两个方面，一个是“知”，一个是“行”。应该说公益是教育，但不是我去教别人，而是我自己受教育之后，自然而然地影响到其他人。

大概在2016年，我们又提出了一个新的说法，就是“当下的中国公益，是一场具有世界意义的文化创新运动”，包括思维、行为、组织三个方面。行为包括生活方式、生产力；组织包括强组织、弱组织、虚拟组织、现实组织；思维说白了就是文化、哲学、认知体系的问题。

古代的公益慈善，大多是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下进行的，以宗族为主的，这也和那个时代的交通、信息条件有关。而现在的公益，是通过网络联系起来的，这是组织上的创新。“公益”这个词好像是18世纪出现的，现在的意思和古代的不太一样，而古代的“慈善”也不能概括公益，我的理解是，慈善更多涉及物质帮扶，而公益涉及人和社会的进步，“不进步，不公益”。此外国家政策也在变。就像原来国家提出来的志愿者精神：奉献、友爱、互助、进步，必须有进步才行。但是要给公益下一个很严格的定义，我现在还没发现谁做得很好。

我还提过一个说法：公益应该是一种文化精神，它可以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。不是规定你必须做什么，而是你可以主动去做。比如见了陌生人，先冲他笑一下，这里面也有公益的内涵，体现了尊重和友善；随手捡个垃圾，这是一个生活习惯，虽然不好直接叫公益，但你形成这个习惯，就是公益精神的体现。

我在丹江口库区经常举一个很小的案例，和王朝印老人有关，他是1943年生的，我当初到丹江口的时候，当地的干部（大多是60后、70后）跟他聊天的时候经常叫他“老王”，也许是当地的习惯，但在我们外地人听来，觉得对老人家不太尊重。我们志愿者，不管是来自十堰的、武汉的、香港的朋友去了，都叫他“王老”，因为他60多岁，我们是晚辈。这样坚持了大概两年的时间，所有的人都叫他“王老”了。

这是个非常小的事情，但意义很大。叫他“王老”，就是传递一个理念：官员也要尊重老人、尊重乡村有文化的人、尊重普通人、尊重志愿者。既然尊重他，那么王老提出的发展建议就被重视了。志愿者在当地也会更受尊重一些。大家可能不太容易想象，我们刚开始做志愿者的时候，社会地位其实是很边缘的，有人会瞧不起，说“你们做志愿者是干嘛的”，但通过这些小事，慢慢地转变了当地的价值观。

再比如宗晓斌（献血304次的志愿者），他走到哪都自己带碗筷，为了减少材料的消耗；他骑自行车，随身带着抹布，看到别人的自行车掉链条了，就用抹布垫着帮忙装上；看见窨井盖没盖严实，就在后面设个标志，提醒别人不要陷进去，或者向社区报告让他们赶紧处理。他就是把公益生活化了。

我们在襄阳还提了个口号叫“穿旗袍也是公益”。我的一个朋友是襄阳草草义工的发起人，当年她带着义工穿旗袍做公益，被人骂，因为大家觉得义工做志愿者就应该是灰头土脸的。但我觉得穿旗袍也是公益。因为旗袍也是传统文化，穿旗袍是在传承传统文化；同时也提升了义工的品位，改变了人们对义工“没文化”的刻板印象；然后还能增进人与人之间公益以外的交流。后来她们真的搞了一个旗袍队，义工们聚在一起，到襄阳古城墙、南漳山寨去拍照片，通过这些宣传当地的历史文化。

所以说，其实公益可以和生活各方面结合得很紧。有的企业赚了很多钱，但员工保障做得不好，等于说是一边做好事，一边做不利于社会的事，这样的“公益”就被抵消了，因为他没有把公益精神融入日常经营和生活中。

陈：上次我们在访谈宗晓斌老师的时候，他提到他献血很多次，觉得很开心，因为能帮到别人。后来我们问他以前的经历，他说之前有一段很灰暗的时光，但做公益之后，感觉人和人之间的连接加强了。你刚才也提到，公益其实也是增加不同群体——甚至以前彼此对立的群体——之间的连接和理解。

胡：没错啊，这是肯定的。比如在丹江口，以前觉得武当山的山民“无商不奸”，怀着对立的心态，现在都成了老朋友；北京市民到丹江口库区去，会觉得“这是我们的恩人”，移民对这些来旅游的北京人也很客气尊重。这就像道家讲的经络打通了，不管到哪，都觉得彼此是有关联的。以前很多人不敢去山区农村，觉得“山高路远不安全”，去了之后才发现，其实没那么糟糕，人都挺好的。你也去过漳河源那边，应该有体会。

魏：那我最后再问您一个问题吧。您现在所做的是在以学者的角度去研讨公益吗？

胡：我觉得不好说。其实怎么讲呢，我现在感觉到公益非常需要学术的参与，但现有的学术是非常不够的。

首先，公益是一个整体，而我们的学术是很专业的，习惯是从自己的专业视角去看问题，但公益里面什么都有，历史学、地理学、旅游学、传播学，很多学科都涉及，现有学术的专业分割，没办法全面理解公益。

再一个，研究公益的学者必须先去实践，有些东西你不做，永远不知道怎么回事。仅仅把公益作为一个课题去研究，绝对不够，必须知行合一。所以，研究晏阳初先生的论文很多，却很少人是真懂他的，因为没做过公益，往往只从自己的专业去理解。所以说学者在公益圈子里，并不是高人一等的。

朱：我觉得胡老师是因为最开始到那个地方，只是想帮助一个人，从这个念头开始，越来越挖掘到深层的东西，然后反向推导，才形成了理论。而最初的原点，其实就是那一个行动——我去了丹江口，经历了那三件事情，这引发了后面的一切。

胡：一开始我就是有一个“天下为公”的关怀，丹江口水库移民，我当时就知道背后是一个庞大的群体，所以还是有一定的全局意识，有意识地去关注更大层面的问题。但在具体做的时候，比如资助贫困生，看到哪个孩子可怜，就想去帮他解决现实问题，一开始也是相当程度上就事论事的。只是做着做着，不断延伸，越做越多，思考就越来越深了。

魏：您做的这些，参与其中，本身就是一种关怀，一种大的对社会的关怀心理。而再做具体的事的时候，就是自然而然地就事论事。

刘：就是不能抱有那种高高在上的心态，不能觉得“我干这个事是为了达成另一个目的”，就是要干好这件事情本身，然后从中引发出更多的东西来。

胡：对，你如果不是诚心去做，多多少少就变成了作秀，抱着作秀的心态，很多深层的东西是体会不到的。

刘：真正参与的东西才更真实。

胡：比如说我们有那么多人去关心丹江口水库移民，大家打成一片，同吃同住，有个话叫“感同身受”，这个话可以倒过来理解：先有“身受”，然后才有“感同”。你自己没有亲身经历过，没有见过移民当时有多苦，没有住过那么破的房子，没有见过家里那么脏、人畜同居的环境，你不能习惯，那你永远是一个旁观者，永远没有办法真正“感同”，也没法真正理解公益的意义。

【访谈者感言】

曾经我对于公益有一种误解，认为公益只是“对公共有益”，只是“行善助人”的单向给予。而这反而走入了胡老师所提到的一种误区——许多人无形中将自我与他人、社会对立起来，困于象牙塔中，难以触及更广阔的真实世界

但直到在采访过程中，胡老师才给了我醍醐灌顶的解答：公益不仅仅是帮助他人，甚至不仅仅是完善自己，而是打破隔阂，找到一种关系的连接——我们与他人、与社会、与自然，本就不是对立隔绝的个体，而是彼此嵌套、血脉相连的“大我”。而公益不过是“一个我为另一个我做的事”。

从丹江口水库故事的重新发掘，到大柴湖社区移民与当地居民打破隔阂互相理解，从“寻源丹江口”的文化寻根，到跨区域的帮扶协作，胡老师与志愿者们的行动，始终在构建一种“我们”的叙事。它既是一种教育行为，更是一种文化精神和文化行动。它并不遥远，公益的践行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；它也不孤立，公益总是从一个个点出发，荡漾开来，连接成面。

在采访结束后，我们都感叹道：这是一种多么伟大的情怀。但仔细想想，这更是一种伟大的认知，一种兼具道家天地与我并生的哲学观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知。一切的公益都需要由我实践，从对方出发，最终抵达我与对方共生共成的“大我”境界。 走出自我的隔阂，走出鲜明的对立，将“他们”变成“我们”——见天地，见众生，见自己，这或许就是公益的生动注脚。（刘峥岩）

在黑夜中点燃一盏灯吧/请以心与心的辉光/在片段的过往与现在中交织/塑以不灭的灯火。

在过往，我曾想过这样的问题，文明的辉光何以伟大？历史的记忆何以恒常？这样的想法困惑了我很久。后来，模模糊糊地以公益（善）得到了最初的答案：因为人性的光辉，总会在历史的阴影处点燃一盏灯，驱散灰暗也指引未知的航向。

这场与胡老师的深切的访谈又以更清晰的答案点拨了我：我们在公益中改变自我，改变社会，进而改变了整个人类的进程。是的，这世界，本就是我们赖以生存的世界；这社会，本就是我们赖以定位的社会。我们深切参与其中，也真真正正在与他人的交互中建构着自我，重塑着认知。就像我们冲他人的微笑，简单地捡起垃圾，这些都是对公益精神的践行。

在这样实际的行为中，我们总能抓住更不平凡的思想。从丹江口移民完全融入当地的历程，到重构大柴湖社群的亲密关系。胡老师在一个个实践中阐释着公益：这是一场具有世界意义的文化创新运动。公益在传递着公益本身的善意，让爱在人与人之间开花，让希望在一代代间传递。也正印证着人类最美好的愿景：愿每一个人都用爱去拥抱世界。

也正因此，我们都要参与到这样一份公益中来。因为我们认知了它是什么，我们明晰了它为什么。也只有这样亲身走进其中，才能亲身体验天与地，山与海，万灵归栖的自然与温柔。（魏家和）

我参与过很多志愿服务活动和公益项目。不管是初高中时期参与的社区社会志愿与公益活动，还是来到华师加入青志联后参与的护学岗、校医院志愿服务活动，我自认为对志愿服务和公益活动已有不少积累——始终积极参与，遇到问题主动求解。但是直到本次有幸采访到胡海龙老师，听到胡老师讲述志愿者们在丹江口的故事、他们为十堰地区所做出的努力等感人事迹后，我才发现自己对“公益”的理解仍停留在表层。

当下，多数人眼中的“公益”是“做一件事”，却不知它更需要学者深耕的“事业”；有些人总觉得“公益”是“高高在上的帮助”，但胡老师却用“无穷的远方、无数的人们，都和我有关”点醒我们：公益是我们与自我、社群、家国命运乃至天地自然的深刻联结。

我被胡老师讲述的“大柴湖”社群从对立到统一所打动，也被“问道武当山、寻源丹江口”的格局所震撼，更对胡老师愿意扎根于公益事业、填补公益学术空白感到崇敬。本次访谈结束再去回望我所做过的志愿服务和公益活动，我幡然醒悟：服务不应局限于解决眼前问题，更要立足长远、着眼根本。

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，但公益事业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，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的灵魂唤醒。我们应该让更多的人了解公益事业、参与公益活动、深耕公益学术，让公益的温暖与责任，照亮更远的远方！（朱芃熹）

审核：吴雨宸 黄怡宁 陈俊峰

摄影：胡晋鄂